庙堂无策可平戎， 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 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 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 疲兵敢犯犬羊锋。 注释： 庙堂：朝廷。 甘泉：宫名，秦始皇筑的行宫，在陕西醇化县甘泉山上，汉武帝有所增筑，每年夏季到此避暑。这里借指宋朝皇帝的行宫。 夕烽，夜里报警的烽火。 上都：指南京（商丘），这时还没有建都临安。 穷海：偏远的海外。 飞龙，指皇帝。 烟花：春花烂漫。 向延阁：名子諲，当时做长沙太守。金兵南下时，曾率领军民抵抗，阻止了金兵的攻势。延阁原是宫廷藏书之所。子諲曾做过秘阁直学士，汉朝史官称为延阁，所以借来称呼他。 犬羊——对金兵的鄙称。 译文： 朝廷对平定外患束手无方，竟让夜间烽火照亮行宫的垣墙。才吃惊京都已听到战马的嘶叫，哪料想君王又远去穷荒的海疆。 孤独的臣子愁得头发又白又长，烂漫的春花依旧年年茂盛地开放。 只有长沙向延阁稍稍使人欣喜，他敢于统率疲兵抵抗兽军的锋芒！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现在属河南)。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存词19首。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风明快，很少用典，以《墨梅》诗受到徽宗的赏识。南迁之后，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遭遇，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诗人那样, 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题材广泛,感时伤事， 成为宋代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赏析： 题目是“伤春”，并不是写一般断肠的春色，而是“天翻地覆伤春色”(陈与义《雨中对酒庭下海棠经雨不谢》)，也就是杜甫《春望》所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诗意。实际是伤时，也是伤国。全诗正是围绕着感伤国事这个主旨展开了深沉的艺术构想。 建炎三年(1129)的冬天，金兵渡江，攻破临安、越州，宋高宗从海上奔逃。建炎四年(1130)的春天，金兵又攻破明州，宋高宗奔逃到温州。《伤春》诗就是这个时候写的，当时诗人流落在湖南。 诗的开头两句，概述当时形势，中间包括了诗人的评论、认识，不是客观罗列。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庙堂，指朝廷。平戎，指平定外族的侵略。坐，当因此讲。甘泉，是汉代皇帝的行宫，在今天陕西省淳化县的甘泉山上。汉文帝时，匈奴入侵，告警的烽火可以直达甘泉宫。这里，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李白《塞下曲》，“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这里借用汉代的故事，比喻朝廷没有平定边患的良策。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初怪上都闻战马”是说一开始为北宋都城汴京在金人战马的嘶鸣中沦陷而感到震惊；“岂知穷海看飞龙”，是说今天哪里想到会看见皇帝在金兵的追赶下从偏远的海上逃跑。飞龙，指宋高宗乘坐的大船。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孤臣，作者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霜发，即白发。用了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诗句。烟花，指春天艳丽的景物，用了杜甫“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的诗句。此处“烟花”，泛指春景，也切合诗题的时令。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向延阁，指向子諲。延阁，是汉代史官的官署。向子諲曾任秘阁直学士，相当于史官的职务，所以陈与义借用汉代史官称他为向延阁。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春正月丁卯，金人犯潭州(今长沙)。……帅臣直龙图阁向子諲初闻警报，率军民固守，且禁士庶无得出城。敌骑至潭，呼令开门投拜，军民皆不从，请以死守。”后来金兵围攻长沙八日才破城，向子諲率领官吏从南楚门突围而出。犬羊，金人为北方游牧民族，与犬羊为群，故诗人以犬羊锋来形容金兵的猖狂进攻。建炎四年(1130)二月，向子諲任长沙太守，组织军民抗击金兵。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读来足以超顽振懦。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感怀时事的诗作，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清代纪昀在方回《瀛奎律髓》的批注中说：逼近杜甫。具体地说，他的爱国思想和风格都与杜甫感怀世事的七律相接近。因此，从这首《伤春》里，我们可以窥见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具体地说，他的爱国思想和风格都与杜甫感怀世事的七律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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