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城空鸟雀死，人去豺狼喧”全诗赏析
时间:2015-11-24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李商隐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还秦。
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
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燋卷无芳津。
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
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
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
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
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幸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
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
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
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同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
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
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
彩旂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
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艰屦，附之升顶颠。
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
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
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
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
城空鸟雀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
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
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歉衣裳单。
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
行人榷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
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
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
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
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
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
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赏析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唐朝诗人李商隐于公元837年冬（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写的一首长篇五言政治诗。其内容涉及到晚唐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全诗政论兼叙事，语言质朴，生动自然，视野开阔，气势宏大。
公元837年冬（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诗人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返回长安。途经京西郊畿地区，目睹耳闻国事衰败乱离，忧心忡忡，写下这首长篇政治诗，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全诗分三大段。第一段从开篇到“及门还具陈”，描述途经西郊所见乡村荒凉残破情景，并借用乡民的话对唐王朝的衰乱颓败叙述与议论。第二段从“右辅田畴薄”到“此地忌黄昏”，借村民之口叙述从唐初到开成年间治乱兴衰，并揭示其根源。其中又可分为四节。第一节追叙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情景，转而叙述开元末年以来，李林甫阴谋乱政，安禄山飞扬跋扈，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膨胀，民不聊生。第二节叙述爆发安史之乱，叛军长驱直入，百姓流离失所，皇帝官吏望风而逃，藩镇乘机叛乱要挟，国家陷于空前混乱。第三节叙述安史乱后唐王朝财源枯竭、赋税苛重、藩镇跋扈，诗人抨击当权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第四节叙述甘露事变以来长安西郊遭受的天灾人祸，百姓被迫为“盗”。第三大段从“我听此言罢”到篇末，抒发对国事的忧愤，提出治乱“系人不系天”的治理国家的观点。
作者追溯了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今昔对比，诗人认为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中枢是否得人，尤为关键。“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是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的原因，而“奸邪挠经纶”则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源。诗人抨击拱手而立，胆怯如獐的“谋臣”、“廷臣”，指责“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的宰相，揭露“使典作尚书，厮为将军”的腐败，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无能批评。
涉及到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官的专制凶残，统治者的骄奢淫佚，人民日趋穷困，财政危机，军事削弱。作者由具体局部的事件和问题，延伸到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盛衰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全方位考察与思考，视野开阔，气势宏大。
全篇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国忧民。在离唐王朝的覆亡还有近七十年的时候，诗人就能如此鲜明而尖锐地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表现出来，足见诗人的政治敏感和胆识。
全篇具史诗与政论兼论。叙事既有细致的描写，也有宏观的概括；议论卓识时见，感情强烈。语言质朴，生动自然，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李商隐
蛇年建午月，我自梁还秦。
南下大散岭，北济渭之滨。
草木半舒坼，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燋卷无芳津。
高田长檞枥，下田长荆榛。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皆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
右辅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仁。
官清若冰玉，吏善如六亲。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
健儿庇旁妇，衰翁舐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
晋公忌此事，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杂牧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幸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奴隶厌肥豚。
皇子弃不乳，椒房抱羌浑。
重赐竭中国，强兵临北边。
控弦二十万，长臂皆如猿。
皇都三千里，来往同雕鸢。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
指顾动白日，暖热回苍旻。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
大朝会万方，天子正临轩。
彩旂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既特设，珠帘亦高褰。
捋须蹇不顾，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艰屦，附之升顶颠。
华侈矜递炫，豪俊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
奚寇东北来，挥霍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
为贼扫上阳，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久，遘此云雷屯。
逆者问鼎大，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孰辨枭与鸾？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
城空鸟雀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
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肘腋生臊膻。
列圣蒙此耻，含怀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轴，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歉衣裳单。
馈饷多过时，高估铜与铅。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
行人榷行资，居者税屋椽。
中间遂作梗，狼藉用戈鋋。
临门送节制，以锡通天班。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
礼数异君父，羁縻如羌零。
直求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宰相厌八珍。
敢问下执事，今谁掌其权？
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
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城社更攀缘。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
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
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此辈还射人。
愧客问本末，愿客无因循。
郿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
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
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
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赏析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是唐朝诗人李商隐于公元837年冬（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写的一首长篇五言政治诗。其内容涉及到晚唐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全诗政论兼叙事，语言质朴，生动自然，视野开阔，气势宏大。
公元837年冬（唐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诗人从兴元（今陕西汉中市）返回长安。途经京西郊畿地区，目睹耳闻国事衰败乱离，忧心忡忡，写下这首长篇政治诗，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全诗分三大段。第一段从开篇到“及门还具陈”，描述途经西郊所见乡村荒凉残破情景，并借用乡民的话对唐王朝的衰乱颓败叙述与议论。第二段从“右辅田畴薄”到“此地忌黄昏”，借村民之口叙述从唐初到开成年间治乱兴衰，并揭示其根源。其中又可分为四节。第一节追叙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情景，转而叙述开元末年以来，李林甫阴谋乱政，安禄山飞扬跋扈，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膨胀，民不聊生。第二节叙述爆发安史之乱，叛军长驱直入，百姓流离失所，皇帝官吏望风而逃，藩镇乘机叛乱要挟，国家陷于空前混乱。第三节叙述安史乱后唐王朝财源枯竭、赋税苛重、藩镇跋扈，诗人抨击当权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第四节叙述甘露事变以来长安西郊遭受的天灾人祸，百姓被迫为“盗”。第三大段从“我听此言罢”到篇末，抒发对国事的忧愤，提出治乱“系人不系天”的治理国家的观点。
作者追溯了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今昔对比，诗人认为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中枢是否得人，尤为关键。“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是唐前期社会安定繁荣的原因，而“奸邪挠经纶”则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源。诗人抨击拱手而立，胆怯如獐的“谋臣”、“廷臣”，指责“疮疽几十载，不敢抉其根”的宰相，揭露“使典作尚书，厮为将军”的腐败，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无能批评。
涉及到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藩镇的割据叛乱，宦官的专制凶残，统治者的骄奢淫佚，人民日趋穷困，财政危机，军事削弱。作者由具体局部的事件和问题，延伸到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盛衰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问题的全方位考察与思考，视野开阔，气势宏大。
全篇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体现了诗人的政治敏感和忧国忧民。在离唐王朝的覆亡还有近七十年的时候，诗人就能如此鲜明而尖锐地将唐王朝的深重危机表现出来，足见诗人的政治敏感和胆识。
全篇具史诗与政论兼论。叙事既有细致的描写，也有宏观的概括；议论卓识时见，感情强烈。语言质朴，生动自然，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