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别滁》“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全诗翻译赏析
时间:2013-09-17
欧阳修 别滁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译文：
鲜花盛开柳树明媚的时节，（百姓）为我酌酒饯行，我希望像平日一样开怀畅饮，不愿弦管演奏离别的曲调。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他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词主要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表现出深婉而清丽的风格。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
背景：
欧阳修于1045年（宋仁宗庆历五年）八月贬为滁州（州治在今安徽滁县）知州，在滁州做了两年多的地方官，他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就是在滁州作的。1048年（庆历八年），改任扬州知州，这首《别滁》诗就是当时所作。
赏析：
《别滁》是宋代诗人欧阳修的一首七言律诗。本诗以轻快的笔调描绘了花光浓艳、柳丝轻明的节令特征，在这花前柳下，吏民们酌酒为他送行。气氛热烈明快。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非常感人。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寇准《送赵主簿之任惠安》：“尊酒欲阑人欲别，夕阳丝管尽离声。”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前句又是从这首诗来。《别滁》中，诗人写下：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就像是驾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两岸春光明媚，赏心悦目。前两句譬如小舟始发，情趣初张，待到“我亦且如常日醉”，则如水忽湍急，飞流直下，令人不禁发声高诵，击节心领。平易流畅、言之有物，他以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他反对艰涩雕琢的“时文”的一贯主张。另外，嘉佑二年，欧阳修主考礼部贡举。当时时文的代表者刘几的考场文章被欧阳修全盘否定，拿起大红笔从头到尾横抹一杠，批上“大谬误”三字，并宣布“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沈括《梦溪笔谈》），同时，以平易文风的苏轼文章为第一，后为避嫌，压抑为第二。苏辙、曾巩等皆登第。八大家中有三位得以考中，欧阳修对提倡平淡文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苏轼等人以后出色的表现，更使对手难以发难。欧阳修坚持打击文坛险怪文风，终使一代平易文风逐渐形成。欧阳修着意反对的“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将主要由王安石、苏轼承接，至黄庭坚达到极盛，成为江西诗派的中坚。当然，他们也不是对于西昆的重演，而是在欧、梅的平易的底色下，谨慎地使用才学。
欧阳修一生勤奋写作，著述丰富。当我们瞩目于欧阳修的开拓性的诗史地位，不能忘记他出于对于当下宋初文风的革新而无意间的历史回归；而当笔者指出他的与唐人的某种契合的时候，又不能误认为笔者的见解是否认他对于宋诗体制的建树。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译文：
鲜花盛开柳树明媚的时节，（百姓）为我酌酒饯行，我希望像平日一样开怀畅饮，不愿弦管演奏离别的曲调。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他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词主要写恋情游宴，伤春怨别，表现出深婉而清丽的风格。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
背景：
欧阳修于1045年（宋仁宗庆历五年）八月贬为滁州（州治在今安徽滁县）知州，在滁州做了两年多的地方官，他的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就是在滁州作的。1048年（庆历八年），改任扬州知州，这首《别滁》诗就是当时所作。
赏析：
《别滁》是宋代诗人欧阳修的一首七言律诗。本诗以轻快的笔调描绘了花光浓艳、柳丝轻明的节令特征，在这花前柳下，吏民们酌酒为他送行。气氛热烈明快。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非常感人。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
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寇准《送赵主簿之任惠安》：“尊酒欲阑人欲别，夕阳丝管尽离声。”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前句又是从这首诗来。《别滁》中，诗人写下：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就像是驾着一叶扁舟，顺流而下，两岸春光明媚，赏心悦目。前两句譬如小舟始发，情趣初张，待到“我亦且如常日醉”，则如水忽湍急，飞流直下，令人不禁发声高诵，击节心领。平易流畅、言之有物，他以自身的实践来体现他反对艰涩雕琢的“时文”的一贯主张。另外，嘉佑二年，欧阳修主考礼部贡举。当时时文的代表者刘几的考场文章被欧阳修全盘否定，拿起大红笔从头到尾横抹一杠，批上“大谬误”三字，并宣布“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沈括《梦溪笔谈》），同时，以平易文风的苏轼文章为第一，后为避嫌，压抑为第二。苏辙、曾巩等皆登第。八大家中有三位得以考中，欧阳修对提倡平淡文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苏轼等人以后出色的表现，更使对手难以发难。欧阳修坚持打击文坛险怪文风，终使一代平易文风逐渐形成。欧阳修着意反对的“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将主要由王安石、苏轼承接，至黄庭坚达到极盛，成为江西诗派的中坚。当然，他们也不是对于西昆的重演，而是在欧、梅的平易的底色下，谨慎地使用才学。
欧阳修一生勤奋写作，著述丰富。当我们瞩目于欧阳修的开拓性的诗史地位，不能忘记他出于对于当下宋初文风的革新而无意间的历史回归；而当笔者指出他的与唐人的某种契合的时候，又不能误认为笔者的见解是否认他对于宋诗体制的建树。
